自卑情结——论析霍桑创作的重要心理动因_中超赛事下注-推荐靠谱平台APP*

自卑情结——论析霍桑创作的重要心理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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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自卑情结；优越情结；缺陷；文学创作；弥补
　　【论文摘要】根据阿德勒的自卑情结理论，本文认为，霍桑的文学创作的主要动力来源于作者在家庭历史、生理残疾以及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劣势而产生的自卑情结，作者的这种自卑情结积累起来，为了排解这种情绪并企图获得优胜，作者不停地创作进而演变成某种优越情结并注入他的刨作，使创作成为一种自卑情结的过分的补偿。

    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是十九世纪美国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美国文学的奠基人之一。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著名作家，一生创作了小说《红字》、《七尖角阁的房子》和《大理石雕像》等主要作品以及大量的极具思想和艺术价值的“黑色故事”。他与爱默生、梭罗、梅尔维尔和惠特曼等作家一起造成了美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时期，造就了富有特色的美国文学，使其最终摆脱了追随欧洲的传统，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分析这样一位作家的创作动因能使读者更好地理解霍桑其人和作品。影响作家一生创作的因素有很多，这篇文章主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认为霍桑的自卑情结是他文学创作的重要动力。
    心理学与文学的联系自古至今，源源流长。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人们从心理的角度研究文学家的创作动因，为文学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门户。弗洛伊德认为:艺术是受到压抑的欲望，它是无意识的象征，是那些没有得到满足的个人欲望的“补偿”和“代用品”。这些个人欲望由于在文明社会中不能见容而沉落到无意识中，只有通过在幻想中的表现，才能得到间接的满足。他将作家的创作归结为性欲的驱使。这一说法引起许多争议。他的学生奥地利人阿德勒也不赞同弗洛伊德的性欲观，开创了自己的个性心理学派。个性心理学的基本概念是自卑情结、补偿机制和个人对权力感和优越感的追求。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这一术语，现在经常被用在文艺研究和文艺批评之中。阿德勒认为，一个人由于生理上的缺陷或心理上受到过创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卑劣感觉”( the sense of inferiority )，进而积聚成难以排遣的自卑情结。挫折经验造成了自卑情结，人自然而然会升腾起超越和摆脱这种困境的欲望，这样，便会产生一种与此相抗衡的优越心理;自卑情结积聚愈深，与之相平衡的优越心理定势便愈得到加强，并积聚成优越情结( Superiority Complex)。这些心理因素都沉积于人的潜意识中，操纵人们的活动。艺术天才似乎与其自身的缺陷和挫败经验不可分，自卑情结驱使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取得精神上的平衡。这里的自卑不光是指生理上的缺陷造成的自卑，还指来自个人际遇和文化所带来的内心深处的自卑感。根据阿德勒的理论，美国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在《创伤和神弓》(1941)一书中推断，艺术天才必然与心灵创伤相联系，优越力量的概念同缺陷是分不开的，艺术创作正是自卑情结过分补偿的结果。当然，我们不能说霍桑的作品都是自卑情结的产物，但霍桑的小说创作极其相关主题的发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与作家难以派遣的自卑情结密不可分，是自卑情结积聚成优越情结，进而过分补偿的结果。
    一、个人自卑感
    家庭的历史与个人的际遇使得霍桑心存“卑劣感觉”，亦即耶勒所谓的“缺陷感觉’’ ( sentimentd’ imcompitude )，并将难以排遣的自卑情结在作品中宣泄出来。
    霍桑1$04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出生在马萨诸塞的塞勒姆镇。塞勒姆镇是殖民地时期的一个重要港口，也是清教徒势力猖撅之地。他的家庭曾是殖民地早期显赫一时的名门望族，几代祖先都是狂热的清教徒。他的祖先，威廉·霍桑(1607-1681)是跟约翰·温斯洛普总督一起移居美洲新大陆的，是一个“士兵、征服者、官员、法官、宗教掌权者”。威廉和他的儿子约翰(1641-1717)都是当时有名的法官，都曾参与过塞勒姆审巫案，残酷地迫害过教友会教徒。他下令将安妮·科尔曼，所谓的“巫师”，捆绑在车尾上连连鞭打;在塞勒姆鞭打十下，到波士顿十下，抵达德泽汉后又是十下，最后将她拖进树林里。他的五世祖约翰?赫桑是审判1692年声名狼藉的塞勒姆驱巫案的三大法官之一。出生于狂热的清教家庭的霍桑，身负祖先留下的荣耀和罪恶。霍桑狂热的清教徒的先辈，他们对教友会教徒的臭名昭著的迫害，在霍桑年幼的心灵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记。这些都使得他深感内疚，由此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家族的不光彩的历史使他心理受到震动和创伤，不仅促使他于1830年后在自己的姓氏Hathorne里加进一个w，变成Hawthorne , L:L示有异于不光彩的祖先。这种负罪感还压迫得他喘不过气只能转化为文字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使他的负罪感和自责情绪得到释放、缓解和宣泄。他在写完《红字》后曾写过一篇自传性的文章，题为《海关》，用作小说的序文。他在该文中写道:“我，一名作家，作为他们的代表，却为他们深感惭愧;我祈求这些由他们招来的诅咒—如我听到的诅咒，也如多少年前人类凄凉悲惨的境况充分说明其存在的诅咒—从此以后被消除干净。”祖先的过去成了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驱巫事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世代相传的诅咒，反反复复地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构成了难以释怀的情结。以至于在清教主义对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已经减弱并逐渐消退的时候，霍桑仍以此为主要创作元素，并形成了美国文学史上独特的景观。他曾创作了《好孩子》(1828),《罗杰·麦尔文葬礼》(1830)，《我的亲戚，莫里纳斯少校》(1832)和《年轻的古德曼·布朗x(1835)等短篇小说，在他的这些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和历史背景的作品中，描写揭露了清教社会的惨无人道，反映了他对“过去”的反思和好恶参半的矛盾心情。

    《好孩子》揭露批判了清教社会对一个心地善良而又温文有礼的少年儿童的无情摧残，直到最后将他迫害而死。伊尔布拉希姆的父母都是教友会的忠贞信徒，在他父亲因信仰不同而被清教徒绞死以后，这个可怜的孩子被托拜尔斯·坡森先生从他父亲墓旁救回家。坡森先生和他的妻子打算收养这个孩子，但多数清教徒则反对他们这样做，他们对一个心地善良的孩子也同样充满了仇视。一天，伊尔布拉希姆被一个曾受过他恩惠的“小朋友”出卖了，他惨遭毒打，从此一病不起。他母亲凯瑟琳死里逃生，谴责了清教徒迫害异教徒的暴行，赢得了坡森先生和他妻子的同情和支持。最后，伊尔布拉希姆这个好孩子死了。这时国王才下令禁止继续迫害教友会信徒。小说不仅揭示了清教主义对成人的巨大影响，更突出了对孩子的毒害。
    《年轻的古德曼·布朗》揭露了清教主义的虚伪，是对清教卡尔文主义的抨击。对这部作品的诸如此类的解读也层出不穷。更有文章指出《年轻的古德曼·布朗》，这个故事题目本身就很好地说明了清教的教规是最后将布朗变成憎恨人类的罪魁祸首。纯朴虔诚的小伙子夜里参加神秘的林中聚会，却发现平时尊敬和爱戴的人们都在场，这才明白人人，包括他的妻子费丝(英文为Faith，有“忠诚、信念”的意思)，都悄悄阪依了魔鬼，心里都藏着邪恶。从树林回来，布朗开始仇视和憎恨镇上所有的人。
    清教宗教的罪恶无处不在并深藏人的心中，在霍桑的小说《牧师的黑面纱》中，胡泊教长至死都不肯揭去脸上蒙的黑面纱，并高声说道:“你们的每一张脸上都有一块黑面纱”，因为大家都“令人厌恶地藏匿自己罪恶的秘密”。而对过去罪孽的赎罪心理在他的小说《罗杰·麦尔文葬礼》中表露无遗。
    到了霍桑的童年时代，家道中衰。1808年，霍桑四岁时，当船长的父亲患病死于荷属圭亚那(今苏里南)。于是，他在十二岁之前一直跟母亲和两个姐妹住在舅舅家里。霍桑的童年时代就在塞勒姆镇的赫伯特大街旁那林荫遮避的“凄凉城堡”中度过的。这种曾有过辉煌家史的贫寒环境使幼小的霍桑变得性格内向，常常带有几分压抑和消沉。九岁时，在一次和同伴玩耍时扭伤了腿，致使他的足有点玻。足疾更使他增加了一份自卑感，以读书自遣，并决心当一名作家。显然，家境的衰落、父亲的去世、寄人篱下的生活，以及身催足疾对霍桑的性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个人面对一个他无法适当应付的问题时，他表示他绝对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是，此时出现的便是自卑情结。未成年的霍桑面对一系列变故，是无法应付和解决的，他不可避免地产生自卑情结。为了对抗这种自卑感，霍桑要追求自觉优越于他人，即成为一名作家，来获得心理上的补偿。“变成神圣的目标也许会以较合乎理性的方式，表现在变成无所不知而拥有宇宙间所有智慧的欲望中，或在使其生命成为不朽的希望里。病态的自卑感作为一种心理缺陷，正如人的生理缺陷一样，会自动地通过某种方式建立起一种自我调节机制，通过所谓“导向虚构”( guiding fiction ) ,把自卑感转变为优越感，借以获得心理的平衡和补偿。
    生理缺陷和心理问题反映和宣泄在其作品中，以从中获得快感和平衡，这样的例子在文学创作中不胜枚举。拜伦因为破足而造成的自卑情结刺激他产生了一种变态的自尊心和施孽心理;司汤达因才华超群而相貌奇丑萌生强烈的征服意识，而他在恋爱方面所遭受的冷遇、讥讽和挫折又反过来成为奇男子如何征服女人的灵感源泉。霍桑在他的创作活动中亦是如此。《红字》中的齐灵握斯相貌丑陋，年纪已大，身体畸形，“左肩稍稍高于右肩”为了弥补缺陷，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投人到对知识的追求之中，而忽略自己年轻貌美的妻子。后因妻子在他长期生死未明的情况下与别人产生了爱情，并有了爱情结晶。强烈的自卑情绪以及由此产生的变态的自尊心和过分对优越目标的追求导致了齐灵握斯的自我毁灭。
    在短篇小说《胎记》中，杰出的青年科学家艾尔默要使妻子的容貌臻于完美，炼制出神奇的药剂，祛除她面颊上神秘的手形胎记，但妻子的生命也因此而毁灭了。对于人类的缺陷，在《胎记》中，霍桑感叹道:“大自然总是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给它的创造物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或者暗示一切事物无不短暂而有限，或者意味着它们的完美还必须经过千心万苦才能达成。一切人类的缺陷包括祖先的荣耀、罪孽所造成的不完美的影响和后果，都像“胎记”一样与人类共生，只要人类存在一天，“胎记”就不会消失。
   青年时代的霍桑，心理的自卑情结更为严重。1821年，霍桑就读于缅因州的波多音学院，他的毕业成绩十分一般，是班里的中等水平。有人说他在班上的这个“位置”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说明他对“平常和正常”的挑战和讥讽，一种病态心理的谦让，以及他个人越来越严重的自馁和自我埋没的心理倾向。霍桑的这种心理倾向是有其历史渊源的。霍桑的祖先中，威廉是殖民地的开创者和建设者，法官约翰是社会的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着社会的控制权和话语权，其祖父都是一个英勇善战的军人，连他的父亲都是一个有足够能力养家糊口，指挥一队工作人员的船长，而当时刚开始人生历程和创作的霍桑处于辉煌家族史的阴影之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卑。靠亲戚抚养成人的霍桑，时常处于窘迫的经济状况之中，他结了婚，但无力承担养家的责任，他靠赞助人的赞助从事写作，霍桑夫人要用她的艺术才能做些灯罩之类的家庭装饰品贴补家用。时至他的代表作《红字》发表，给他带来了声誉和经济上的安全，他仍显得不自信，无法摆脱沉重的家庭历史的重负，他在《海关》中写道，祖先的显赫形象，“被家族的传统赋有一种暗淡阴沉的庄严特性”，“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脑际，导致了我对过去的一种深切感情”。而霍桑本人是“在[他们〕家族的树系上，在那棵上面长满青苔的老树干……顶上的一个枝梗上冒出的一个游手好闲的不肖子孙。胸无大志，也一无成就”，他的工作在祖先看来“毫无价值”。先辈的辉煌的过去使作为“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文人霍桑深感自卑。1850年，《红字》发表后，霍桑很快又完成了两部“罗曼史”( romance) ;《七尖角阁的房子》(1851)和《福谷传奇》(1852)。此外，他还写了几本青少年的读物，以及为同学兼好友皮尔斯参加竞选写了烤记等，其创作的势头一发不可收拾了。根据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中的论述，人的本能不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性而是自卑，自卑像弹簧，自卑越深，超越的力量就越大，所以取得的成就也越大。自卑情结最终在造就一代美国文豪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民族文化自卑感
    霍桑文化上的自卑情结主要来自于原宗主国英国对美国民族文化的抨击和蔑视。独立战争使美国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但是就民族文化而言，美国文学“一直就是英国文学的一个分支—而且还是很不稳定的一个分支”。霍桑(1804-1864)生活和进行艺术创作的时代，正是美国脱离宗主国英国的控制不久美国人民为创造民族文学艺术而奋斗的时代。美国独立以来，大洋彼岸的英国人很不甘心失去“宗主国”的地位，很多人于是力图维护其“宗主文化”的荣耀。1818年11月号的《爱丁堡评论》上，有一个名叫西德尼·史密斯的评论家带着一种不可名状的仇恨和鄙视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所谓的美国文学是不存在的—我们的意思是说这个文学还没有诞生”。这种评论，和当时的历史现实，使得那些“文学中的民族主义者们在某种程度上被文化上的自卑情结所困扰”。作为高高飘扬的星条旗下的一员，作为文人的霍桑产生了一种民族文化自卑感，而且欧洲，主要是宗主国所拥有的灿烂丰富的文学和文化使霍桑在自卑之余，更增添了一份“影响的焦虑”，这些最终促使他立足于美利坚大陆，写出了独具魅力的“质疑纯真”的模糊晦涩的小说。他的作品创作了一种真实、全新的经验，并有一种疏离的感觉，完全不同与欧洲大陆的浪漫主义潮流，体现了全新的陌生的美国精神。爱伦·坡曾宣称:“他的天才，在美国或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没人能与之匹敌”。
    霍桑的写作，似乎是应爱默生的号召而产生的。面对宗主国的批评和嘲弄，爱默生于1837年发表了《美国学者》，在文中，他说美国人应写自己的生存地，而不是模仿和进口其他国家的东西。因为美国和其它任何一个国家一样享受大自然赐予的一切:“那些最有希望的年轻人在这片国土上开始生活，山风吹拂着他们，上帝的星辰照耀着他们”。他说道:“我们依赖旁人的日子，我们师从它国的长期学徒时代即将结束。在我们四周，有成百上千上万的青年正在走向生活，他们不能老是依赖外国学识的残余来获得营养。所以“我们要用自己的脚走路;我们要用自己的手来工作;我们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份堪称“美国文化独立宣言”的著作，鼓舞和激励了一个新国家为取得自己身份而斗争的愿望。同年，在评论西蒙斯(William Gilmore Simms)的一本书时，霍桑写道:“是时候打破和扔掉”由历史小说家西蒙斯和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 )一直以来的创作模式了。他自己采取的行动则是销毁了按照欧洲口味创作的小说《范肖》和“七个故事”的初稿，这些举措标志着他向国家所需求的新型小说转型。
    同年，霍桑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重讲一遍的故事》。这本书和他后来出版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古屋青苔》(1846)都反映了他对“美国作家”的执着追求。在《秘密的宴会》一文中，一个富有幻想的人在他空中的城堡里，设宴招待来宾;其中有个衣冠不整的小伙子—美国正需要的那个开创美国文学的天才:
    (他)跟人们住在一起，默默无闻，连那些从小便认识他的人也没有发现他的才智;他那被光环笼罩的高贵的面容天天出现在那些为眼前琐事而焦虑奔忙的人群之中，而他们则没有谁尊重这个将创造永垂不朽的业绩的人。
    霍桑借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他年轻时的远大志向，他要在“思想矿藏中未经琢磨的花岗岩”上开创美国文学;同时，这也是他在塞勒姆13年隐居生活的真实写照:他“默默无闻”，没有谁曾发现他这个“人才”。
    民族文化自卑感在霍桑的为人处世和作品中时有流露。1852年，霍桑被委任为美国驻利物浦领事，那是民主党皮尔斯在竞选中获胜，当选为总统，作为报答而对霍桑的任命。在英国期间，他旅游甚广，但很少与文学艺术界人士交往。他刻意与宗主国的文学艺术界人士保持距离，让我们不得不认为那是“自卑情结”产生“自傲情绪”所致。
    我们知道，“过去”这种观念是他从事文学创作灵感的源泉;他来到英国之后，它的“过去”也曾一度使他陶醉过，但也常常是他精神上的负担，使他感到阵阵不安。他为不列颠博物馆烦恼，希望将其所藏的古希腊大理石雕刻烧成石灰。出人意料的是他一直在认真记日记;他将他的烦恼不安在日记中宣泄，他后来就根据那些日记写作出版了散文集《我们的老家》。
    “对优越感的追求是所有人类的通性，……在每件人类的创作之后，都隐藏有对优越感的追求，它是所有对我们文化贡献的源泉。作为敏感艺术家的霍桑更是如此。从上述的个人自卑感和民族文化自卑感两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霍桑的创作有时为了养家糊口，有时为了摆脱祖先的阴影，企图重新光耀家族，有时又是为了创作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学，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些表面不同目标其实都只有一个普通的目标，那就是优胜(Superiority Complex ) ”这些行为全受“在上意志”(the will to power)，也就是心理分析家们所谓的“力比多”的驱使。根据心理分析理论，文艺是人的本能欲望或力比多的转移、升华和补偿，文艺创作如同白日梦，是人的本能意识的活动，是一种无意识的运动过程，文艺欣赏能获得一种本能欲望的满足，所以，文艺作品自然成为本能意识的呈现和无意识的表露，特别是性欲本能的作用的产物。而根据阿德勒的理论，“自卑情结”取代了“性本能”，要弥补自己的缺陷，要做一个完整的、优胜的人，成了霍桑文艺创作的主要心理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