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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人文主义君王世界的一扇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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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哈内尔·穆勒和约书亚·司哥德尔合编的《伊丽莎白一世翻译文稿》收集了伊丽莎白女王一世从1544年-1589年和1592年-1598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翻译文稿,向读者提供了一扇赏阅作为人文主义者的伊丽莎白女王一世宗教、政治、哲学观点的窗口,也是对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历史和文学感兴趣的读者们的宝贵文本。
　　关键词:《伊丽莎白一世翻译文稿》　哈内尔·穆勒　约书亚·司哥德尔
　　
　　伊丽莎白女王一世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君王之一。在她当政的四十五年间,尽管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但她以坚定的个人意志、丰富的政治经验,把一个财力匮乏、军事软弱的英国带入了政治稳定、财力充实、军事强盛的时期,从而使历史上出现了一个被英国人称为“光荣的时代”——伊丽莎白时代。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也是英国文化与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文学尤其是诗歌和话剧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最近由哈内尔·穆勒和约书亚·司哥德尔合编、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伊丽莎白一世翻译文稿》(以下简称《伊》),以新颖的编辑形式、丰富的内容展现了一位意志坚定、智慧超群而又充满个人魅力的伊丽莎白女王一世非凡的语言、文学与翻译才能,为读者们提供了一扇了解这位人文主义者对生命、宗教、政治及哲学的独特思考的窗口。
　　两卷本的《伊》收集了伊丽莎白女王一世从1544年-1589年和1592年-1598年的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翻译文稿,是一本伊丽莎白女王一世在英语和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之间文本互译的完整版本的集合。两位编者对每篇译稿的源文本及翻译背景进行了认真考究,在每一篇译文之后都有详细的翻译背景介绍和大量的经典及《圣经》注释参考。为了再现作为学者的女王的翻译学术活动,《伊》真实还原了译者的手稿,保留了笔误、旁注及涂改的痕迹,分析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及审美取向,让读者在阅读时有一种与译者隔世对话的感觉。为了阅读方便,两位编者还对原译稿和现代英语进行对开页的排版设计,使译文每一句都有对应的现代英语。这样的安排既方便了现代读者的阅读,又满足了使用不同语言读者的需求,同时还能让读者详细了解译者在翻译时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及技巧。正如《北方文艺复兴》杂志的海伦·哈克特所指出的那样:“《伊丽莎白一世翻译文稿》的出版,不仅使我们的书架顿生光辉,还会引发读者对作为杰出学者的伊丽莎白女王一世进行富有成果的讨论,更重要的是也许我们应该对作为那个时代的重要文学活动的翻译加以重视了”(1)。虽然许多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和小说家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解读和再现伊丽莎白女王一世作为使英格兰成为欧洲最强大富有的国家之一的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外交政策、宫廷生活、家族恩怨及个人情感,然而很少有作品能像《伊》那样让读者通过阅读女王的翻译作品,跨越时空去真实地感受女王作为一名人文主义者对生命、宗教、哲学、诗歌的思考,进而了解她在统治期间的政治手段及策略,重新认识她在英国历史及世界历史上的价值。
　　首先,作为受人文主义教育的最典型范例,伊丽莎白一世的教师几乎都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她受到古典、历史、数学、诗歌和语言等方面的严格训练,她可以说和写六种语言: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拉丁语和希腊语。《伊》收集了伊丽莎白一世从少女时代(11岁)到晚年(65岁)的大部分翻译稿,从这些宝贵资料中,读者可以了解到翻译活动几乎伴随女王一生,不同时期的翻译文稿反映了译者的不同的思想成长历程,更能还原一位戴着君王面纱的人文主义者在处理人生与政治等重大问题时所表现出的人文情怀。女王的早期译稿(1544-1547)揭示了她皈依基督教及接受新教教义的心路历程。早期译稿包括她在1545年和1546年作为新年礼物献给王后凯瑟琳·帕尔的其翻译的法国玛格丽特’纳瓦拉王后的诗歌《罪恶灵魂的镜子》、法国神学家约翰·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她把凯瑟琳·帕尔王后的《祷告与冥想》译成拉丁文、法语和意大利语文本,以及1547年译的贝纳迪诺·奥基诺的《什么是基督》。被誉为“法国第一个现代女人”的玛格丽特,纳瓦拉王后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领军人物,她在诗集《罪恶灵魂的玻璃》以一个内心充满对上帝渴望的女性身份与上帝对话,呼吁上帝给她“一颗洁净的心”(47),表达了一个新教徒对耶稣基督真挚热烈的情感,把基督比作“我的父亲,兄弟,孩子和配偶”(67),宣扬上帝的仁慈与博爱,认为“他(上帝)的爱点燃了我心中爱的火花,让我心中充满爱,他因自己的善行而能获得更多的爱,也让我更爱他”(117)。诗中冲破了罗马天主教教会对信徒的灵魂禁锢,宣称“因信称义”的新教思想,洋溢着人文主义色彩。《罪恶灵魂的玻璃》为早熟的伊丽莎白一世指明了灵性探索的方向,她把自己作为上帝的“母亲,女儿,姐妹和妻子”(32),这成为她后来宣称自己为英格兰民族的母亲和妻子的最早的有迹可循的心音。通过翻译内心与上帝的对话,启发了她意识到作为上帝子民的神圣责任和义务,为她以后承担君主治理天下的责任奠定了心理基础。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强调《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的唯一根据,从上帝的至尊谕令和全能出发,认为上帝在创世以前,即预先选定一些人得救和决定另一些人沉沦,这种预定论是加尔文神学体系的基石。在政教关系上,加尔文认为政权是上帝按其神圣意志所任命的,要为人民造福,并捍卫纯正的教义和教会。把《基督教原理》翻译成英文似乎成了伊丽莎白女王一世心中最早的治国文本,为她后来智慧地解决各类政治、宗教冲突做了理论上的准备。而翻译凯瑟琳·帕尔王后的《祷告与冥想》,勇敢的倡导“人的精神是自由和平等的”,则无疑唤醒了作为少女的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女性主义意识,这种意识深刻的影响她的施政生涯。在她的影响和鼓励下,英国文艺复兴活动迅速蓬勃发展,思想、学术、诗、诗剧、散文和翻译等方面都成就卓越,出现了莎士比亚、锡德尼、斯宾塞等人文主义者。
　　其次,《伊》显示伊丽莎白女王一世中晚年的翻译涉及内容广泛,体裁多样。如果说早期的翻译文稿磨砺了伊丽莎白女王的语言能力、培养了文学写作技巧的话,中晚年翻译的文稿主要是一种身份的自我表达。翻译是她自我言说的一种手段,她把在翻译中得到的思想理念直接用于指导现实中的问题。这些文稿包括伊丽莎白一世收集翻译的《伊丽莎白女王名言警句集》、古罗马时代著名斯多亚学派哲学家塞内加的《道德书信》、《赫尔克里斯·阿托留斯》,古罗马著名政治家西塞罗的《论友谊》及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诗人和学者彼特拉克的《特里翁菲》以及西塞罗的《为马尔塞鲁辩护》、贺拉斯的《诗艺》。通过对翻译源文本精心的选择和仔细研究,以及在翻译过程中进行的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及修辞上的修正,反映了译者作为女性统治者对社会责任和义务、治国方针及策略和对道德、友谊、爱情等方面众多问题的思考。例如《伊丽莎白女王名言警句选集》收集了伊丽莎白女王一世从《圣经》、古代经典作家文论、中世纪神职人员手稿、伊拉斯谟等人的著作中选取了259句名言警句翻译成英语,内容涉及到:“论统治”、“论正义”、“论仁慈”、“论咨议”、“论和平”、“论战争”等六个方面的问题。这些警句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富有哲理。“论统治”一篇中,有诸如“国王在性情上应是哲学家,但在地位上应保持为统治者”(348),“君主不应该否认言论自由正如牧师否认他内心感受一样”(352),“君主没有学识就像帆船没有船桨,鸟儿没有翅膀一样”(352)。这部警句名言反映了女王的政治倾向和道德理想,也表明女王学识渊博、敬畏上帝,善于接纳明智的建议,并全身心致力于全国人民的福祉。
伊丽莎白女王一世在每个时期所从事的翻译活动都和她处理政务时各种复杂的思想感情和内心活动是密不可分的。受塞内加的悲剧《赫尔克里斯·阿托留斯》的影响,伊丽莎白认为作为一国之君是“一件让人不舒服并且充满危险的行当”(441)。“君主的快乐如此冰冷、无望并且充满忧伤”(443),这些译文所传递的思想也是她真实处境的表现。通过翻译塞内加的《论友谊》让女王把对友谊的理想和政治现实完美的结合起来了,最终帮她化解了婚约谈判危机。在和法国国王亨利三世的弟弟安如公爵的婚约谈判失败之后,她写给安如公爵的信件中说“我承认在这个世上除了你,没有一个王子让我臣服,让我如此感激,我不希望这婚约谈判在麻烦你让你感到不快,而是希望我们在行动上保持友谊”(430)。在犹豫如何对待晚年宠臣罗伯特·德弗罗时,女王翻译“为马尔塞鲁辩护”注意到西塞罗反复声言:“凯撒凭借仁慈的统治团结他的民众,罗马人们的福祉都依赖于凯撒大脑中的智慧”(第二卷,10)。正如凯撒最后谅解了马尔塞鲁,并提升他为罗马议院议员,伊丽莎白一世任命罗伯特·德弗罗为枢密院议长。通过翻译经典,她把自己和西塞罗文中像上帝一样宽宏大量的古罗马统治者凯撒对等起来,以“仁慈”作为统领国家的最高准则。以这个准则,再加上人文教育中的理性精神让伊丽莎白一世在处理许多国事时都化险为夷,英格兰在她统治期间相对比较稳定、宗教冲突相对减少。伊丽莎白一世翻译的曼里乌·波依修斯的“哲学的慰藉”一文里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斯多噶以及毕达哥拉斯等各派之说都有体现,波依修斯尤其重视伦理道德问题。翻译的普鲁塔克的“论好奇心”为她提供一个历史和哲学的看待人性中好奇心的角度,也详细分析了好奇心的负面影响,倚赖“好奇心”君王可以很好的保护自己以及自己的子民。贺拉斯的《诗歌艺术》中主张文艺创作应该模仿自然,诗人应该熟悉生活,获得生活经验,写出有真情实感的作品,这些似乎都是作为翻译者的伊丽莎白一世的文艺思想的写照,指导了她的诗歌创作。
　　再次,《伊》向读者展示了译者的翻译特色。在原文本的选择上,译者选译的文稿以人文主义新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行为规范、伦理原则为主要内容的重要文献;同时,原文本的语言多样性和体裁丰富性也反映了伊丽莎白一世女王非凡的语言才能和超高的文学素养。在翻译技巧上,译者不拘泥任何翻译理论或翻译文稿的限制,自成一色,集准确性、灵活性、适用性、创造性为一体。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少女时代的翻译文稿中,为了避免引起英国国内天主教教徒的反感,她除了对原文进行删节之外,主要采用减译翻译法,把原文中过于激烈的言辞进行低调陈述处理,如将“灼热的博爱”译成“博爱”;“无法承受之爱”变成了“爱”;“让每个人成为上帝”被译成“让每个人像上帝一样”。由于在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种都有阴阳性之分,为了表达女性的自我存在,彰显女性主义意识,伊丽莎白一世在词格的选择上,往往用阴性词汇来表达。然而,在把王后的文稿翻译成拉丁文作为礼物送给父亲时,为了表达对以父亲为首的男权社会的敬畏,她又以男性的口吻和适合男性身份的话语对文稿进行解译。除了由于早慧的语言天才之外,伊丽莎白一世在审视人情世故方面的早熟也在她翻译技巧上得到体现。随着阅历和知识的增加,伊丽莎白一世在翻译技巧上有很大的提高,在翻译塞内加的《道德书信》时,她能熟练的应用英语中的谚语准确传递塞内加言简意赅、思想深邃的警句妙语。同时,还把自己受斯多噶学派影响的生活原则及理念融入翻译中。在中期和后期的翻译文稿,不同于前期的翻译中减译,而是用大量的增译表达她对原文的理解,因此她翻译手法更加灵活,在翻译塞内加的悲剧《赫尔克里斯·阿托留斯》时,经常把自己对生活伦理和命运的理解加入译文中,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再创造。伊丽莎白时代诗歌翻译风行一时,许多当时著名的诗人如悉德尼、斯宾塞都翻译大量意大利十四行诗,他们翻译时尝试在模仿经典诗歌韵律的同时改进英语诗歌模式。伊丽莎白在翻译诗歌时主要采用当时盛行的无韵诗,她为了达到原文形式上的效果,经常采用延迟句式,也就是用附加从句使诗句语法上完整,因而她翻译的诗歌虽然都是以五音步十音节为主,但有时候会出现三步六音节或者八步十六音节的诗行,这种不受韵律限制的翻译法。伊丽莎白一世在翻译上的随意性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对原文真实意图的精确传递,然而,正是她在翻译过程中的添加、删除、解释,可以看出她对原文的独特解读。
　　《伊》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作为人文主义者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一个窗口,收集的翻译文稿展示了伊丽莎自从年轻虔诚的福音崇拜者逐步成长为较成熟的反思伦理道德、人性善恶和王室责任的一代英明君主的人生历程,丰富真实的原稿加上编者详细的考究和有见地的评论,也是读者了解伊丽莎白时代历史和文学非常宝贵的文本。